1月20日我国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披露，2024年我国粮食年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也首次突破500公斤大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自身的数据评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0公斤后，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视为处在粮食安全的标准线之上，那么在此之前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王宏广教授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从战国中期两千万人口规模时期开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基本稳定在457公斤以上，汉朝时人口增长至五千万后这一数字达到了497公斤，唐朝人口相较于汉朝并没有明显增加，但人均粮食占有量直接达到了冠绝古今的628公斤，宋、明两朝由于人口增长到了一亿和一亿三千万的规模，人均粮食占有量相较于唐朝出现了一定下滑，但也分别达到了579公斤和559公斤，一直到乾隆四十八年全国人口增长达到两亿八千六百万后这一数字才首次低于400公斤，为387公斤。这似乎是一个很反常识的情况，毕竟饥饿问题是一个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而长期存在的梦魇，甚至一直到1998年才基本得到解决。但这其实也可以引出一个更加困扰人类的疑问——为什么如今世界粮食总产量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全人类的粮食需求，但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仍旧存在。
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首先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古代政府在应对天灾问题上的处置不力，只要发生天灾基本就会造成粮食危机，而自秦汉至清末，有文字记载的天灾一共发生4713次，平均每五个月就有一次天灾；而紧随其后的是人祸，长远来看，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粮食和土地过分集中在官吏和地主手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就是最好的写照。而时不时爆发的战乱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当时部分地区短时间内的粮食危机。而这两大因素基本也是目前世界上长期受到饥饿问题困扰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两项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即使达到了唐朝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规模，仍旧会面临粮食危机的威胁。
那么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呢？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粮食问题不能单纯按照一个经济问题去讨论，相反，粮食问题更应该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的结合，粮食不够吃引发的政治问题比较明显的体现就是农民起义，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基本起到了直接葬送一个封建王朝的作用；至于伦理问题，由于粮食不足以填饱肚子，那么古人往往会采用一些较为极端的手段去控制自己家庭的粮食消耗，按照宋人的记载，一般收成较为可观的年份里南方的农民会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或者第三个女儿出生之后溺杀在水中，美其名曰“洗儿”，在北方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等到收成不景气的年份，无论如何家庭的粮食保有量都无法满足全家的粮食需要时，那么披着所谓文明外衣试图掩盖伦理崩坏却欲盖弥彰的易子相食就开始粉墨登场了。当然，此时人们相对来说还保有那么一丝丝的良知，至少不会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而如果当年收成进一步恶化，伦理沦丧的程度则会指数式激增，这也就到了人们彻底扯下文明的外衣直接进入鲁迅笔下“吃人”的阶段了，而此时那些处于弱势的妇孺老幼真的就成了人性案板上待价而沽的货物，而这方面最为臭名昭著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发生过人肉在市集明码标价出售的人伦惨剧。
昨日中国旧事，今日他国新祸，放眼世界中国过去存在的粮食问题引起的悲剧依旧在蔓延扩展，甚至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粉墨登场的粮食霸权主义以及部分跨国粮食公司的粮食垄断让这些悲剧在人类世界中越发显著。诚然，人类从历史中吸取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任何教训，但我们终归还是要去做些什么。在这个国家之中，我们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也只能做一些微小的工作，说来惭愧，自己的这些微小作用却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解决粮食问题上采取的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我们的前辈们用自己人定胜天的勇气筚路蓝缕解决了最主要的几个问题的影响，如今的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要不断向前，决不能让那一份深刻骨髓之中对于饥饿的恐惧有哪怕一丝卷土重来的可能。
